形式主义古来有之，但从来都不受欢迎。许多有为帝王和官员都会采取多种务实的措施予以回击和治理，而且还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不错办法。我们不妨去梳理一下历史，来看看古代是如何治理形式主义的。
张九龄制止浪费
求真务实，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追求的从政境界，倡导勤俭，罢黜奢靡，是治理形式主义的重要方面。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贤相，在其执政期间，守正嫉邪，极言得失，“谔谔有大臣节”，他面对形式主义，想出的办法就是著文劝止。
经过唐朝前期的积累和唐玄宗的励精图治，到张九龄任相时，大唐出现了开元盛世。在开元十七年（729年）八月初五的唐玄宗45岁生日宴庆时，为了吹捧唐玄宗的政绩，一些朝臣如左右丞相源乾嚁、张说率领百官，建议以每年八月初五为千秋节，“著之甲令，布于天下，咸令宴乐，休假三日”。次年八月初五千秋节开始正式举办，百官纷纷祝贺，歌功颂德。此后，千秋节花样年年翻新。
那时，举行规模如此宏大的庆祝活动，自然有人会考虑到搞些纪念品，予以纪念。据《玉海》等典籍记载，在首届千秋节结束后，大臣们纷纷制作精美别致的铜镜，敬献给唐玄宗，唐玄宗也赠送铜镜给大臣，一时被奉为时髦的风尚。因为铜镜能照察审辨，从而引申出引以为戒的意思，故古人多以镜鉴寓理，唐玄宗与大臣互赠铜镜也似乎成就了明君与贤臣之间的佳话。
然而，这样的行为逐渐沦为形式，失去了内在的涵义。为了互相赠送更好的铜镜，唐玄宗和大臣们纷纷到千里之外铸镜业最发达的扬州定制铜镜，并命名为“千秋镜”。当时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的官员有400多人，来回这么一送，数量越来越多、规格档次越来越高，不仅造成了很大的浪费，也给大臣们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。
但此时唐玄宗已被歌舞升平和谄媚之臣所包围，这种进献铜镜的形式主义、表面功夫愈演愈烈，大家都去效仿，尽管苦不堪言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。
据《旧唐书·张九龄传》载：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，在第六个千秋节上，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又一次大宴群臣，庆祝节日，进献千秋镜更是如火如荼。一向敢于直谏的张九龄，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他决心阻止这股风潮。他不但没有进献千秋镜，反而巧妙地借助千秋节献镜之俗，把自己早就写好的《千秋金镜录》一书进献给唐玄宗，提示唐玄宗要想社稷千秋万代，当以“前世兴废”为金镜，废止这种盲目进献千秋镜的做法。
张九龄说：“臣愚以谓明镜所以鉴形者也，有妍媸则见于外；往事所以鉴心者也，有善恶则省之于内。”他的意思是群臣进铜镜，可以照外形，见美丑；他的《千秋金镜录》，则能够鉴内心、明善恶。
据载，《千秋金镜录》进上之后，唐玄宗即“赐书褒美”。不过，唐玄宗表面上虽嘉奖，心中却不悦，互赠千秋镜的做法一开始有所遏制，后来依然如故，天宝元年还“割江都、六合、高邮三县地置千秋县”。设“千秋节”、铸“千秋镜”、划“千秋县”，形式文章做得完美，可惜唐王朝却没能“千秋”。
苏轼痛下决心罢掉万花会
治理形式主义重在连根拔，去掉载体，形式主义才不能借尸还魂。宋代苏轼无论是在廉洁勤政、诗词文章，还是在为人处世等方面都可谓站在时代的前列，尤其是对于形式主义他敢于亮剑。
北宋时，扬州芍药与洛阳牡丹互相媲美，先是洛阳太守在牡丹花盛开时举办了万花会，到蔡京做扬州知州时，也模仿开始举办芍药万花会。据苏轼《仇池笔记》载：“扬州芍药为天下冠，蔡京为守，始作万花会，用花十余万枝。”每次万花会都要调用十万枝芍药花，更有甚者一些官吏借机扰民敛财，百姓因此而苦不堪言。
元祐七年（1092年）初春，苏轼出任扬州知州时，时值芍药盛开，扬州通判晁补之向苏轼汇报，正准备举办一年一度的万花会。据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载：“扬州产芍药，言其妙者不减于姚黄、魏紫。蔡元长知维扬日，效洛阳，亦作万花会。其后岁岁循习而为，人颇病之。”
苏轼认为，为官一任应造福一方，老百姓的日子还不是多好过，官府的陈年积欠让百姓不堪重负，不能再雪上加霜；尤其是不能置百姓的冷暖于不顾，而带头借办盛会而寻欢作乐。于是，苏轼没有采纳晁补之的建议，反而推出廉政新风，革除了这个弊政。苏轼要求晁补之取消万花会，晁补之是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对苏轼非常敬重，立即执行了苏轼的命令，取消了沿袭多年的扬州芍药万花会。
毕竟万花会举办了这么多年，为了消除百姓的疑虑，苏轼就写了一篇《记以乐害民》，向扬州父老解释取消万花会的原因，结果赢得了扬州百姓的一致称赞。
《墨庄漫录》中记载：“元祐七年，东坡来知扬州，正遇花时，吏白旧例，公判罢之，人皆鼓舞欣悦。作书报王定国云：‘花会检旧案，用花千万朵，吏缘为奸，乃扬州大害，已罢之矣。虽杀风景，免造业也。’公之为政，惠利于民，率皆类此，民到于今称之。”其实苏轼是很欣赏扬州芍药之美，他曾说过：“扬州芍药为天下冠。”但因其严重扰民，造成浪费，必须废除。这样才能有利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，搞好民生，这正是苏轼的一贯作风。
本文信息来源为 廉政瞭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