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部署后,中间环节层层转发、照搬照抄上级文件,本应是各级共同承担的任务,却变成“基层干,上级看,加个红头往下传”;有的地方,出台、下发文件不顾地方实际,导致基层执行困难,甚至不得不“纸面落实”……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,近年来,一些地方在推动工作时,习惯于机械“照搬转发”文件,或盲目套用文件,以流转材料代替开展工作,把落实工作变成了任务的“击鼓传花”,加重了基层负担。
机械转发、东施效颦,
内容重复率超八成
“省里安排了工作,市里转发给县里,县里又转给了镇里。发来的文件没有多少改动,就是加了个转发。”中部一地的乡镇镇长向记者“诉苦”,类似的文件收到了不少,“中间环节成了‘中转站’,各级都在催着基层干”。
半月谈记者调研梳理发现,近年来,文件流转中,机械处理、“照搬照抄”、罔顾实际等问题还有不少,三种状况表现明显:
——机械转发不细化。一些地方的发文,层层流转到基层,不加细化,也不提供方法、思路等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3年曾通报了吉林省白城市政府办公室重复转发文件、照搬照抄上级文件内容问题。通报显示,白城市政府办公室将省民政厅已印发市、县两级的文件,再次转发至各县(市、区)。2021年,制发的城市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工作方案、土地例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,与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内容重复率达80%以上。
——罔顾实际“一刀切”。有的地方,各种摸排、统计工作不顾具体实际,“一刀切”作为任务下发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对一起案例印象深刻:东部一地,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,未吃透上级政策要求,“一刀切”地下发给该区教育系统所有学校进行摸排。当地一所幼儿园在收到通知后,把样表发至各班级要求老师填写。一名老师将填有“通过对本班35名幼儿进行排查,未发现有幼儿有涉黑涉恶情况”的表格拍照后,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。“在幼儿园排查扫黑除恶”成为舆论聚焦热点话题,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
——“东施效颦”难落实。有的地方,不仅是在文件中机械照搬照抄,甚至是不考虑地方实际直接效仿其他地方“依葫芦画瓢”。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曾被曝出,在部署、落实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,在没有深入调研、没有充分征求基层意见的情况下,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做法,印发了“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实施细则”。由于这一细则脱离当地实际,基层工作人员理解困难、难以落实,一度导致危房改造工作花钱多、推进慢、效果不佳,干部群众反映强烈。
“大事发文,小事发文,
应付发文,发文了事”
“对上级文件简单‘照搬照抄’,或者机械套用其他地方的政策,不经思考、不加研判,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表现。”付伟说。
近年来,付伟在持续关注形式主义问题;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,也在基层一线持续开展了相关调研。专家们认为,类似的“文件流转中的形式主义”问题,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。
“首先是会直接影响政策落实的实际成效。”黄振华认为,一些不符合地方实际的文件下发后,由于缺乏可操作性,政策的意图没有办法在基层得到贯彻。“可能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是没有结合实际,基层转化存在困难,有时效果还会适得其反。”
付伟认为,类似情况,也会直接加重基层的工作负担。“基层单位被迫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文件的接收、转发和处理上,而非实际工作。忽视了地方差异和实际需求的文件,也会使得政策执行变得生硬和脱离实际,不仅增加了执行成本,还可能引发执行过程中的混乱和效率低下。”付伟说,“长此以往,基层工作人员的士气和工作热情将受到严重影响,进而影响基层组织的活力和创新能力。”
受访专家认为,“文件流转中的形式主义”问题,导致一些地方“大事发文,小事发文,应付发文,发文了事”现象持续存在。有的地方,由于文件的可执行性较低,还出现了不得不“纸面落实”的状况。
“久而久之会出现公众对政策的期望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。任由这种情况存在,也会影响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。”付伟说。
狠刹“文件流转中的形式主义”
“文件流转中的形式主义”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治理效能。
黄振华认为,从文件的出台来看,要提前多吸收基层的意见;在推动的过程中,要通过定期做一些评估或面向基层的征求意见的方式,及时进行优化调整。
“在文件的流转工作中,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,细化落实的可行性。比如,要结合市情、县情明确工作的侧重点和因地制宜的推进方式等,确保执行的效果。”黄振华说。
付伟认为,纠治“文件流转中的形式主义”,关键在于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工作观,克服形式主义,确保文件内容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,避免空洞无物的文件下发。要强调文件的实质内容和实际效果,使文件真正成为推动工作、解决问题的工具。
“要把为基层减负落到实处,通过减少发文数量和简化不必要的程序,切实降低基层的工作负担,让他们从繁琐的文件处理中解放出来,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实际工作和为民服务。”付伟说。
当前,大数据、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。受访专家建议,出台文件前,通过数据分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;在流转中,也可以运用信息技术优化文件流转流程、完善对不合理或明显脱离实际文件的反馈机制,进一步提升政府工作的质量和效率。
本文信息来源为 《半月谈》